标题：一代棋王
一、父亲之死
在人们的印象里，柳大华是湖北武汉人，那么，他当然就出生在武汉。在所有介绍柳大华的书籍和文章里，也都是这么写的。其实，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1950年3月3日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柳文生膝下又添了个小子，在此之前，柳家已有两个儿子：长子大中、次子大昌。现在小儿子又在一片节日喜庆的的气氛笼罩下降临人间，柳文生自然高兴万分，遂为其取名为：大华。
柳大华出生后，柳文生开始考虑起举家迁回湖北老家的计划。柳文生原籍湖北黄陂，曾任国民党湖北省田粮处的一个处长，后因与顶头上司失和，一气之下，于1948年溯江而上，去了四川重庆。重庆解放后，他被解放军防空部队留用。柳文生的幺叔（按湖北习惯，柳大华兄弟称之为幺爹），曾是国民党少将，解放前很早就暗中支持共产党，因此与当时任重庆市军管会主任的陈锡联多有往来。陈锡联见柳文生执意回汉，考虑到他的历史情况，恐怕将来会遇到麻烦，于是亲笔为他写下了一纸证明，证明他在解放军部队一直表现良好。柳文生深知这张证明在其往后生活中的重要性，视之如护身符，从此随身携带。
这年秋天，柳文生挈妇将雏，乘船顺江而下回到武汉，在硚口区汉正街徽州巷15号租了一间13平方米的房子，一家五口从此挤在这狭小的空间里生活。汉正街在武汉市是非常有名的居民居住区，现在则发展成全国闻名的小商品市场，早在明朝天顺年间（公元1457年——1464年），这里已有居民筑基盖屋。明朝嘉靖初年，以汉正街为中心的汉口地区已形成小镇。以后百余年，这里商务渐盛，呈现过“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的繁荣，拥有“甲于全楚之地位”。嘉靖皇帝明世宗（朱厚璁）曾御驾汉口，因而汉正街附近的汉水之滨，有接驾嘴（今集稼嘴）、报驾巷（今鲍家巷）等地名。柳家的房东是个独身女人，终生未嫁，也没有职业，一直以房租为生。她拥有一个带天井的八间房，留了两间自己住，其余六间就分租给了六户人家。
刚回武汉那阵，柳文生没有固定工作，只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找些体力活维持一家人的生计。1952年柳文生与陈锡联的弟弟陈锡礼合伙，好不容易在汉口开了一家米厂，但没过多久，因受“三反五反”运动冲击，米厂宣告垮台。
好在柳文生长得高大魁梧，浑身有的是力气，干体力活是把好手，米厂垮台以后，他在汉口流通巷码头（现汉口集稼嘴码头附近）助勤大队当了搬运工。这是份比较固定的工作，收入在当时也算可观，每月可拿到近90元，一家人的生活开始有了一些改善。中午，柳大华还要偶尔帮父亲送回饭。
中国的五十年代是个“运动”频繁的时代，每一次的运动，对柳文生这样有所谓“历史问题”的人来说，都是一次难熬的灵魂折磨过程。他是一个讲脸面的人，可每次运动里没完没了的检讨交待都让他感到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他觉得象这样活着在邻居、单位都没意思。1957年的反右运动开始以后，一系列偶然发生的事，使生性敏感的柳文生的神经变得更加脆弱。
1958年春天的一个下午，突然下起的大雨令柳文生猝不及防，下班回到家里已是全身淋得透湿。柳文生脱下工作服，一摸口袋，这才发现装在里面的那张陈锡联亲笔所写的证明，已被雨水浸透，字迹已有些漫漶了。他把证明交给妻子，要她想办法弄干。她于是把证明放在竹烘笼上烘烤。哪里料到，她因为忙于其他的家务，一时间忘了这纸证明的存在，等想起来时，纸片已烤得焦黑，没有办法辨识上面的文字了。
自那张证明被毁以后，柳文生开始变得烦躁不安。进入9月，他情绪越来越低落。
柳大华那时已上小学，但当时每天只需要去学校上半天课。12日的这天下午，让他感到奇怪的是，父亲竟然没有去上班。到三点钟左右的时候，父亲带着平时最疼爱的小儿子柳大华出了家门，在一个小卖部买了些零食，然后来到离家很近的万安巷码头。父亲无言地坐在堤上，默默地看着汉江的流水和往来繁忙的船只。大华品尝着平日里难得到嘴的糖果，只觉得幸福，哪里意识到父亲此时复杂莫测的心情呢？父子俩在汉水边坐了很久很久，一直到黄昏来临时才向家里走去。
第二天清早，父亲仍然是按平时上班的时间出的门，但谁也没料到，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当天，家里人对父亲没有回家，并没有太多的在意。又过了一天，还没见到人影，母亲着了慌，意识到事情不妙，急忙去亲戚朋友家和助勤大队打听，结果谁也不知父亲的下落。到了第三天，家里人才开始意识到去汉水边寻找，当然还是没有结果。有好心人就提醒说，“是不是应该到阳逻去看看了。”
长江边的新洲县阳逻镇，距武汉四十公里左右，位于武汉的下游。在武汉，淹死了人如果在河面、江面找不到尸体，最后都要到阳逻去找，因为长江在这里形成一个洄流，尸体一般都流不走了。但是，到阳逻仍然一无所获。
这样一来，父亲的问题，就变得异常复杂起来，也被人议论了很长一段时间。
最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是不少人认为柳文生仇恨共产党，仇恨社会主义，他肯定是偷渡到香港，然后再去了台湾。其实，柳文生不会游泳，哪里谈得上偷渡，倒正适合选择投水这种方法自尽。
（未完待续）
没有了父亲，家里的生活一下面临绝境。过去母亲没有工作，是典型的家庭妇女，父亲的收入是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现在父亲去世了，断了经济来源，母亲不得不出门四处寻找工作挣钱。通过托人介绍，母亲好不容易进了一家只有几十人的街办小厂，每月工资仅30多元。这点收入要维持一家五口人（这时大华的小妹已出生）的生活，可以想象是多么艰难。
为了给母亲分忧，大哥大中决定带领两个弟弟课余找些活干，赚点钱补贴一下家里。那个时候，穷苦的家庭都在自己家里给火柴厂糊火柴盒。过去大华认为干这种活挺好玩的，没事的时候，还帮邻居家做过。他哪里会想到，现在自己家里也落到需要找这种活干的地步了。
从这时起，大华不上课的时候，就不能只是一昧贪玩了，因为他还得和哥哥们一起完成糊火柴盒的任务。糊火柴盒的收入甚微，糊1000个仅得4角8分钱。在天气好的季节，每月大致可靠火柴盒赚10元钱，只能给家里一点微小的帮助。天气好，就是指太阳越大越好，因为火柴盒糊完之后，还需要晒干。武汉的夏天之难熬是有名的，武汉人最怕的季节就是夏季，但柳家现在最盼望的，恰恰是过夏天。夏季要放暑假，孩子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糊火柴盒，同时夏天太阳最猛，火柴盒糊好就能很快晒干，这样便能接更多的活回来。自然，柳家最怕的，就是下雨天和阴天。
本来，按政策，像柳家这样家庭确实困难的，只要所在街道居委会能出具一张证明，孩子上学是可免缴学费的，但居委会那个姓刘的女主任一直固执地认为柳文生是跑到台湾去了，而且在她看来，柳文生既然在国民党政府当过官，暗地里一定留下不少钱财，柳家怎可能是经济困难？她的“原则性”很强，死活都不肯开这个证明。
这样一来，可苦了大华母亲。每逢新学期开始，她都十分犯愁：三个儿子同时都要缴学费，一时间她怎能筹措得齐那么多钱？没办法，有时她就要孩子们先去学校报到上学，等以后缓过劲来了再补缴学费。但这种办法，到了小儿子大华那里，是怎么也通不过的。他生性好强，要面子，平时从不逃学，但只要是学费未按时缴，他就绝不去学校，去了怕被人讥笑。
母亲几乎是苦苦哀求：“小祖宗，你就先去上课，学费妈又不是不缴，只是缓几天。”
大华忍着眼泪不让它夺眶而出：“不，我不去，学费哪天缴我哪天去。”
至于二哥大昌就更苦了，他就读的武汉第四中学离家有五站路之遥，但家里连给他买一张公汽月票的钱都出不起，就更不用说为他购置自行车了。每天上学放学，不论是在冬天的寒风冷雨中，还是在夏季的烈日曝晒之下，他都只能是步行来回，单程就要走一个多小时。
父亲一死，女房东的冷脸色也开始出现了，她找了个借口，硬要柳家从楼下搬到楼上。楼上过去是谁家都不愿住的，因为木板楼梯又陡又窄，扶手栏杆早已七零八落，不起作用，再加上楼道光线幽暗，上下非常危险。那个地方，是没有自来水的，要用水，得拿桶去巷子口挑回来。这一点柳家住在楼下时就感到很不方便，而现在，还得踏着破旧的楼梯挑水到楼上。
被迫搬家，柳家明显感到受了欺负，但人穷气短，他们能说什么呢？而且随着家境日渐困窘，柳家不能每月按时缴纳房租的事也时有发生。每当出现这种情况，女房东的脸面就更加难看了，厉害的时候，还要话里有话地说上几句。
在住房问题上所受的打击，对年幼的大华刺激很大，他当时常常这样想：所谓美好的生活，就是以后长大了能住宽敞的房子。
（未完待续）
七、“改行”
柳大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下闭目棋，到这个时候，已有同时应对两、三个人的能力，他因此一直等待着在公开场合展示自己这一绝技的机会。1963年国庆节，硚口区工人文化宫里又是热闹非凡，主办者请大华也表演个节目，他大着胆子回答说，那就搞个闭目一对二吧。主办者一听，大感兴趣，不过，为了使形式更新颖刺激一些，主办者又给大华出了个小小的难题，那就是要他同时明目对一人，闭目对一人，这叫作“一明一暗”，又叫作“腹背受敌”。两盘全明目，容易；两盘全闭目，也不是太难。而这一闭一明，思维极爱受干扰，难度是很大的。但当时的大华年少气盛，不假思索就答应下来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表演非常精彩，让人大开眼界。首次公开表演的成功，使大华从此对自己下好闭目棋充满了信心。
中南地区少年赛之后，应刘成万这邀，大华和大昌成了武汉体育馆青少年业余体校国际象棋训练班的正式学员，每星期三个晚上训练。“改行”学国际象棋，柳大华是有所考虑的。他自学弈以来，从没有过正式的老师，也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训练，完全是靠自学自练“闯荡江湖”达到现在这个水平的。他的理解并不是只做个“草莽英雄”，因为这样下去自己的前途很难有什么保障。他一直在寻觅正规的学棋的场所和老师，可惜多年未果。现在终于有了，虽然是国际象棋的，可他仍然十分珍惜。
这时，大华已从小学毕业，进了中学的大门。他就读的学校是崇仁路中学（现改为武汉市62中学），之所以选择这所学校，是因为它离武汉体育馆很近，便于晚上训练。
国际象棋在兵种、走法、战术手段、战略思想等等很多方面，都与象棋十分相似，凭着多年来练就的象棋功底，尽管大华过去从未真正接触国际象棋，但对其却有一见如故的感觉。大华、大昌在学棋的刻苦程度和天赋悟性上都是超群的，因此他俩在棋艺上突飞猛进的速度也是让教练刘成万吃惊的。
在大华的记忆里，1964年冬天武汉的雪可是真大呀，街上积雪一直没及膝盖头。在这样大风雪的夜里，训练班已有人缺课好几次了，可大华、大昌却从没有拉下过一堂训练课。转眼到了大年三十，大风雪依旧，入夜大多数人家吃过团圆饭后，鞭炮声便开始在全城各个角落爆响开来，越来越密。柳家是没有余钱买鞭炮供孩子们玩的，柳家的孩子对些也并没有兴趣。大华、大昌很早就约定了，除夕夜最好的玩乐之地莫过于武汉体育馆里的国际象棋训练班。刚吃过年饭，大华、大昌就走进了漫天风雪之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厚厚的积雪里困难地挪动着步子。
当兄弟俩摇晃着体育馆铁栅子门向里高喊“有人没有”的时候，闻声出现的刘成万大吃一惊。这天晚上正轮着他节日值班。
“今天晚上你们还来干什么？”刘成万边问边掏钥匙开门。
“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好玩的，只想着今天晚上下棋肯定更有意思。”大华跺着脚瓮声瓮气答道，声音里透着有点不好意思。
面对这样的学生，作为教练的刘成万被深深感动了。“好，好。我今天陪你们下一晚上棋。”
训练室里早生好了炉子，从风雪中走进屋内的兄弟俩顿时感到了暖意。刘成万给他们一人倒了一杯开水，然后就摆开棋枰与他们对弈起来。每下完一局，刘成万便很详细地讲解一番，讲完之后又接着对弈。就这样，也不知对弈了多少局，讲解了多少次，三个人都浑然忘了时间的流逝。又结束了一局棋的战斗，刘成万起身来给茶杯续水，无意中抬头瞥 一眼墙上的挂钟：“哟，都3点多钟了。不行了，再不能下了，回去晚了怕你妈妈担心。”
他并没有让兄弟俩马上离开，而是赶紧煮好一锅面条，三个人一人吃下一大碗后，他才送他们出了体育馆的大门。此时，喧闹了大半夜的城市终于寂静下来，偶尔，有零星的鞭炮声从很遥远的地方有气无力地传来，此外，一切声响都是由呼啸的风制造出来的了。
虽然是在接受国际象棋的正规训练，但象棋毕竟是挡不住的诱惑，只要有余暇，大华还是到处找象棋高手切磋，到处进行象棋表演。在这段既弈象棋又弈国际象棋的“两条腿走路”的时期，大华越来越沉醉于对这两项棋的比较印证中，他明显地感觉到，自己在棋艺境界上又大大地提高了一步。可惜的是，能够同时徜徉在两项棋的美妙天地里的时期太短暂了，只有两年时间。1965年下半年，刘成万因为某些原因，离开了武汉体育馆。他所执教的国际象棋训练班也随之烟消云散了，大华的国际象棋生涯也就暂时打上了分号。这之后，大华也不是不想接触国际象棋，只是那个年代，国际象棋在中国基础薄弱，了解的人本来就很少，至于说会下的更是凤毛麟角了。他想找对手，真是难乎其难。就这样，大华又重新全身心地投入到象棋的世界里去了。
（未完待续）
八、一个好老师
1966年正月初一，硚口区文化馆又按例举办象棋活动，他们请来了大国手李义庭，而他的对手，则安排的是柳大华。李义庭虽早就是名扬天下的全国冠军，但素无名手架子，又热心支持棋艺事业，乐于提携后进，因此对文化馆安排的对手，并不挑剔，现在面对的尽管是一个少年棋手，他也弈得兢兢业业。这局棋由柳大华执先，双方走成了中炮过河车对屏风马平炮兑车的流行布局。战至残棋阶段，红棋已是优势，按说是赢棋，但大华最终没能拿下来，成了一盘和棋。赢棋弄成和棋，主要有两个因素影响了大华，一是他当年的功力尚浅，特别是残棋功力；二是大中平时就曾反复叮嘱过他，在公开场合，尽量别胜大名手，否则得罪了别人，以后不好在棋界活动。
仅仅过了半月，是2月3日，正是农历正月十五，也恰好是柳大华16岁的生日，还是老地点，仍由柳大华执先，与李义庭进行了第二次公开表演，结果又是平分秋色。这两局棋，使李义庭开始对柳大华有了不小的印象，也为后来了力荐柳参加全国比赛埋下了伏笔。
俗话说：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是老三。可柳家素来贫寒，老大大中就没穿过什么新衣，落到老三大华这里，衣服、鞋子就更是陈旧破烂。大华从小爱面子，以这样的着装在公开场合露面，他总是觉得很难过。每逢在分开场合表演，他的心情都十分矛盾：一方面他为自己的棋艺才华感到骄傲，另一方面他又为自己破旧的衣服感到羞耻。他多么希望哪一天自己能穿上一套像样的衣服。
作母亲的又何尝不想把自己的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可限于经济条件，大华的母亲一直没有能力顾得上孩子们的穿着。后来，随着兄弟三人在公开场合露面的次数越来越多，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儿子们穿这样的衣服，怎么能在众人面前表演呢？不行，我无论如何也得让他们有件像样的衣服。”经过一段时间的省吃俭用，母亲下狠心拿三十多元钱买了几米蓝色灯芯绒布料，让人给兄弟仨每人做了一套衣服。这时，正是大华跨进中学校门的日子。身着这套新衣服，大华无论是去上学还是去表演，都觉得自己神气多了。
读初中二年级时，大华遇上了一位好心肠的班主任。周芸老师是位年近5旬的中年妇女，热爱自己的教育事业，总是像慈祥的母亲一样关怀学生。按大华家的经济状况，大华读书是应该有补助的，可因为他父亲的成份问题，他从来就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周芸老师见大华身世可怜，只想帮他，根本就不考虑什么成份问题，硬是代他申请到一份补助：一件新棉袄。当周老师将棉袄递给大华的那一刻，他唯一的感觉就是只想哭。新棉袄暖和，解决了大华过冬的大问题。这棉袄，他穿了很多年。
周老师对大华总是特别的关照。那年学校组织去辛安渡农场劳动，半月时间，规定每人是要交生活费的。大华哪里拿得出这笔钱？周老师看出了大华的困难，便对他说：“你没钱就不用交了。”事后，大华估计一定是周老师出钱代他交了。
从上中学以后，柳大华的心就全被象棋占住了，上学念书仅仅只是应付。他的书包里、课桌抽屉里全是象棋书，平时在课下看不够，课上还进行“补课”，常常像考试作弊一样，低下头偷看课桌下的棋书。对他的这种状况，老师曾多次批评他，可他“屡教不改”，老师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反正那个时候全社会读书风气已越来越稀薄了。柳大华对学校、课堂失去兴趣，主要原因是他认为像自己这样的家庭，学习成绩再怎么好，也是难有什么出头之日的。大哥大中就是一个最有力的例子。大中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学习尖子，逢考试、竞赛则成绩优异，可他在高中一年半之后却不得不辍学离校，因为家里迫切需要他参加工作，挑起挣钱的重担。这件事对大华刺激很大，他认为自己迟早也会步大中的后尘的，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靠象棋了。
进中学后，老师每天布置的家庭作业，大华从来就没有当天做过，而是第二天早上赶到学校抄别人的。也不全抄对，偶尔有意抄错一点，否则老师就会发现。这是他慢慢积累起来的经验。这个时候，大华的学习成绩就很一般了，但考试却基本上能应付过去，不至于太出丑。这种状况，直到临近中学毕业，才有所改变。大华觉得母亲辛辛苦苦挣钱供他读书很不容易，他不能在学习问题上让母亲伤心，中学毕业好歹也得考上个技校。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他上课要专心多了，棋也下得少多了。
但是，他中学还没毕业，文化大革命就已全面铺开了。
（未完待续）
九、文革开始
1966年6月，大搜家的浪潮一开始掀起，敏感的大华就担心这浪潮说不准哪一天会涌到自己家里来。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首先自己家庭成份不好，再者象棋被认为是帝王将相，是封资修，而哪个又不知道他柳大华爱的就是下象棋、看棋书？柳氏三兄弟都爱看棋书、买棋书，那时候家里已积攒了不少的棋书，这都是柳大华视为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随着搜家势头越来越猛，一直还有点抱着“也许不会搜到我家”这种侥幸心理的大华不再犹豫了，决定将棋书转移。究竟转移到哪里去？经过反复考虑权衡，他选定了同班同学余昌晋家。余与他关系甚好，也爱好下棋，更重要的，是他家家庭成份好。
夏天的一个夜晚，大华将家里的大部分棋书塞进一个大旅行包，趁没人注意，背到了余昌晋家。他留下了一些不太重要的棋书在家里，以应付突如其来的搜家。他的想法是，万一有搜家的临门，总得让他们找到一点棋书，否则就不可思议，因为别人都知道他柳家是“富有”这类东西的。
再不用上学了，柳大华落得专心专意下棋。这年10月，他与几个同学一道，开始了第一次串联，目标上海，目的一是见识见识大上海的模样，一是想去上海找人下棋，因为上海素来棋艺基础好，高手荟萃。他们一行数人首先坐火车到株洲，打算从那里转火车再去上海。在株洲火车站，要去上海的人太多了，人山人海，他们怎么也挤不上去上海的车。无奈，他们只得见什么车就上再说。当时站台上有列去贵阳的车是空的，他们于是就乘这趟车到了贵阳。在贵阳呆了几天，他们好不容易挤上一列去上海的火车，终于熬到了目的地，住在上海浦东一所中学里。那时的浦东，是上海边远荒凉地区，也没有象棋高手。失望之余，大华愈来愈感到无聊，几天后，就坐船回武汉了。
12月，大华第二次串联，去了北京。这次时间长，在北京住了23天。那时北京挤满了各地串联进京“见毛主席”的红卫兵，到处乱糟糟的，一直到回汉，大华也没找着下棋的机会。
文革开始后，武汉市就再也没有公家组织的象棋公开表演活动了，若想下棋，只能去私人摆的棋摊上找人下。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华的活动半径也越来越大，1967年初，他开始涉足离家较远的黄石路棋摊。这个棋摊是一个姓熊的老头开的，江岸区的名手都是那里的常客，其中有1957年全国象棋人个赛第8名袁乜子、多次参加过全国赛的沈子樵。这里的棋手总的水平是很高的，按说是大华磨练棋艺的理想场所，可惜美中不足，这里流行下彩棋，这很使大华犯难。他的本意是为了提高棋艺，并不喜欢下彩棋，另外，他即使愿意下彩棋也没有本钱。大华涉足这个棋摊不久，它就被有关方面给取缔了，原因是“社会影响不好”。
这之后，武汉地区各路名手纷纷聚集到了位于解放大道上的中山公园里的茶社下棋。茶社设在中山公园的一座岛上，有一个不大的茶亭，亭子四周草地上散放着十来张圆桌和几十把藤椅，人们就在这里品茗对弈。那段时期，大华自然是每天都来这里消磨，他可以找人下棋，但没有茶水喝，因为泡一杯茶要两角钱，这钱他又出不起。（未完待续）
十、短暂的彩棋生涯
大华不热衷下彩棋，但因为他在武汉棋界的名声，找他挑战的倒不少。那天，大华刚踩上小岛，一个矮瘦矮瘦的年轻人就喊上他了：“柳大华，他们都说你的棋蛮锋利，我向你‘学’两盘怎么样？”
大华知道那人叫张寿宜，曾获1959年武汉市棋赛青年组第3名，也算是一把好手。有人找自己下棋，大华正是求之不得，于是嘴上“好，好”说个不停，手上就要展枰摆子。
“莫慌，莫慌。”张寿宜按住大华正忙的手。“下棋总得有点意思，我们今天是不是带点‘彩’？”
大华一听，大失所望，马上说道：“我不喜欢下彩棋。”他羞于说自己没有钱。
“看来你的棋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厉害。”张寿宜有点得势不饶人。“如果你怕输，我可以让你两先。”
“你让我两先？真是开玩笑。平下你都挡不住我。”
“可是你不敢和我下。”
“只要不下彩棋，随便你怎么下都可以。”
“只有下彩棋才能体现出真功夫。”张寿宜得意得好象已经赢了似的。
“那也未必。”毕竟是自己不敢应战，大华的声调不得不降下来。
这时，一直在旁冷眼看着这出戏的一个魁梧的中年汉子对着张寿宜开腔了：“你也欺人太甚了。”接着他又扭头对大华说：“大华，你就大胆地跟他下，赢了是你的，输了算我的。”
出来打抱不平的那人名叫吴文清，是武汉棋坛“五虎将”之一。大华知道他家境甚好，见他愿出资助战，就点了点头。
“那好。”张寿宜见状显得满不在乎，“我不管是哪个出钱，只要有钱赢就行了。不过，还有件事得说说，定多大的价码？”
吴文清说：“有那么个意思就行，就下个茶钱吧，一盘棋两毛钱。”
对弈双方坐定后，大华正待举手走子，张寿宜却提出要猜先后手。
“你不是要让大华两先吗？”吴文清颇感诧异，“还需要猜什么先后手？”
“我那是激他的。”张寿宜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哪里让得动他两先？”
在旁看热闹的人都不依，纷纷说道：“两先就是两先，不能改。刚才还气势汹汹，这么快就打退堂鼓了？”
吴文清见状，提了个折中的法子，说：“这样吧，两先还是让，你和一盘算赢一盘，赢 一盘就算两盘，怎么样？”
这方案一提出，众人都叫好，张寿宜也觉得这样一来自己机会也不小，就接受了。
即使是下平先，张寿宜估计都要稍逊一筹，现在让两先，他哪里是大华对手？对弈四局，大华没有让他和下来一局。就这样，大华赢了八角钱。
凭着这八角钱作本钱，大华也就有胆量与人下彩棋了，不过他从来不主动向人挑战，但只要有人向他表示了这个意思，他是必定积极应战的。随着在棋盘上的不断胜利，大华的本钱就像滚雪球似的，积少成多了。当然，大华也有输得很惨的时候。
有一天，他与武汉市名手孙良荣下彩棋，赌注下得比较大，一块钱一盘。那次柳大华发挥得特别差，连着输了两盘，其中一盘中炮过河车边马对屏风马平炮兑车更是惨不忍睹，布局未几即败象毕呈。这两块钱大华输得既懊悔又心疼。有趣的是，因为大华下彩棋鲜有失手，所以孙良荣取胜之后颇以此为荣，到处炫耀，并且为了保持对大华的胜绩，他从此以后拒不与大华再交手，即使大华打破自己不主动邀人下彩棋的惯例，百般激他应战，他也是丝毫不为所动。
在大华的棋艺生涯里，下彩棋的这段时间很短很短，因为他那时的水平在武汉市已是出类拔萃了，极少有人愿意往他这样的高手那里“送钱”。
柳大华在中山公园流连了一个多月后，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谁也没有想到会发生什么事情。这天，大华没有“生意”，正在观看别人的对局。突然地，小岛四周围上来十多个公安人员，穿制服、便衣的都有。茶亭里所有的人都被带到公园一个露天舞台的后台里，按照公安人员的命令，一溜儿靠墙笔直站着，接受审查。
大华生平哪见过这阵势，早就吓得两腿直发抖，大气儿不敢出，也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这时，一个穿制服的人走到柳大华的面前，他30多岁，模样像个带队的。
“你是柳大华？”他问。
大华不知他为何要来问自己，也没有去想他是怎么知道自己名字的，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只是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你走吧。”那人说。大华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会说出这样一句话，一下子反应不过来，还呆立在那里没敢动。
那人见大华没有动静，提高了嗓门：“你可以走了，听见没有？”
这一次，大华终于明白过来，赶紧低头从队列中走出来，向门口挪动着步子。他的腿依然在发抖，没法走快。
“以后再也不准来了！”刚走到大门口，身后又传来那人严厉的声音。
走在回家的路上，柳大华对自己能够最先被释放百思不得其解。回到家，他也不敢给母亲提起这事，怕她担心，但私下里，却对两个说了。
兄弟三人分析来分析去，也不知道那人为什么对大华格外开恩，因为柳家谁都与公安局的人没有往来关系。最后大中分析，可能是那人曾在什么地方看过大华的公开表演，留有不错的印象。大中说：“你也不要多想了，以后不要再去就行了。”
事后，大华听说，那天有不少人还挨了打。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