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两张照片左右命运足坛 名宿慨叹一生---刘国斌
我（左四）去乌克兰访问时留影。照片中左三为一州长，后被误认成赫鲁晓夫
1955年，我（右一）在先农坛体育场被毛主席接见 
1957年,全国足球联赛时我是守门员 
1999年全家在澳大利亚旅游时合影 
我的岳父、岳母在日本时的合影
我平时喜欢收藏棋谱 
象棋无敌杀败全校师生 身手矫健加入六个校队 鱼跃扑球高难动作在握威风八面逼平欧洲劲旅———
我叫刘国斌，是个象棋特级国际裁判员。在当象棋裁判之前，我还是前国家足球队的守门员。我的队友有年维泗、曾雪麟等足坛老将。我这一生和体育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
出生在乐亭刘家大庄园家族兴旺20人获功名
我1932年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刘石各庄（现属于唐山市），那是皮影戏、乐亭大鼓和蹦蹦戏（即现在的评戏）诞生的地方。
我们乐亭刘氏家族在清末民初被称为“京东第一家”。当时与山西豫家、沈阳郎家、吉林牛家被誉为“中国北方四大家”。刘氏发迹于嘉庆、道光年间，兴旺于咸丰、同治时期，鼎盛于光绪、宣统至民国初年。那时家里拥有一个面积几百亩的大庄园，大大小小的房间加起来共有1040间，庄园四角还装有炮台。刘氏家族中曾有20人获得功名，最高者官从一品。
我的祖父是刘氏家族的族长。在我十几岁时，老人家就去世了。他留给我唯一的印象是慈祥可敬的笑容和他给过我洋巧克力糖。我父亲曾就读于日本法政大学。1950年，父亲到台湾与我哥哥住在一起，现在他们均已过世。上小学象棋杀败全体师生上大学同时参加六个校队
4岁那年的夏天，我还穿着开裆裤，就开始跟着爸爸和哥哥学下象棋了。我马上被奇幻的象棋世界吸引住了。1938年，我们全家搬到天津居住，我在那里上学。上小学的时候，整所学校二三百人，没有一个能下得过我。在天津南开中学上学时，我获得了棋类、乒乓球赛冠军。
1950年，我考入北京辅仁大学经济系（后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上大学期间，我每天的业余时间都安排得满满当当的，不仅在合唱队和周末舞会上能见到我的身影，同时我还是足球、篮球、排球、垒球、乒乓球、象棋6个校队的队员。
输了乒乓球当上守门员
1950年，社会上的足球队还都是私人性质的。北京著名的足球队有紫星队、兄弟队、利华队、紫光队、西燕队等。我原本是踢前锋的，在一次重要的比赛中，我临时担任守门员。由于平时我喜欢多种球类活动，我的守门表现得到全队的认可。也因为这件事，经足球名宿、辅仁大学体育教授李凤楼先生推荐，我有幸成为紫星队（辅仁大学）和紫光队（辅仁中学）的“双料”守门员。为了赶场，我曾经一天内代表两支球队去踢两场比赛。
1952年，全国乒乓球比赛拉开战幕之前，各省市的选拔赛热火朝天。我以北京市大中学校第一名的资格参加了全市的选拔，最终成为5名市队成员之一。遗憾的是，在华北区乒乓球比赛中，我被淘汰了。这次经历成为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如果当时我发挥出色，或许乒乓球会取代我以后10年的足球生涯。
1953年，国家体委决定组建一支青年足球队，我报名参加了选拔。当时大家排着队，一个个上去踢球给评委看。轮到我时，踢了不到10分钟，就被叫了下来。我心里真是七上八下的，一点底儿都没有。结果公布时，我终于如愿以偿，成为北京市青年足球队的守门员。
学会鱼跃扑球不输留学青年队
在上海的比赛中，经过张邦纶、鄂伯尔等权威人士的审定，我在二三十名守门员中脱颖而出，被评为“最佳守门员”。这项荣誉成为我进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体育训练班（简称体训班，是各项国家队的前身）”的敲门砖。在体训班里，我每天都可以向技艺超群的老前辈们请教，其中就包括引我入门的李凤楼先生，他那时正好担任国家队的教练。每天我们都能朝夕相处。那段时光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
然而，我做梦也想不到，在出国深造的名单中没有我。这让身为体训班学生会主席的我大吃一惊。我和同时被淘汰下来的苏永舜和刘荫培一起被调入老班国家队（由1951年全国足球比赛中选出的国手组成）。而陈成达、方纫秋、年维泗、崔曾石调入即将去匈牙利深造的青年足球队。这就是足球术语中经常提到的“交叉换位”。
我们这些落选队员始终憋着一口气，想着有朝一日，要与到国外深造的队员一比高下。在足球守门员的技术中，有一种动作叫“鱼跃扑球”，当时国内尚无人掌握。我虽然弹跳力不错，但只会上跳，而不能侧扑。1954年，我在大连见识了苏联沿海队守门员的一记飞身腾跃之后，大开眼界。经过一年多的反复练习，我和同队的任文根终于在国内最先掌握了这一高难动作。在与赴匈学习的青年队进行内部交流时，我们的水平毫不逊色，双方以1:1战成平手
毛主席来了我们战平苏联劲旅
1955年，八一队与来访的缅甸队进行比赛，尽管以5:3获胜，但是由于这是与资本主义国家足球队的首次接触，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副总理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他在第二场比赛开始前召开动员大会，要求国家混合队打出水平、踢出气势，争取以大比分取胜，他甚至形容这场比赛是“两种社会制度优越性的较量”，而不仅是一场单纯的体育比赛。
第一次参加这么隆重的国际赛事，我真是激动万分，下决心一定要好好表现、为国争光。经过全体队员的通力合作，第二场比赛我们最终以9:1大获全胜！这也为我们与几个月后来访的苏联队比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苏联泽尼特队是支劲旅，比赛前，教练也没有下达具体的指标。但谁也没有想到，马上就要开场时，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多位中央领导同志突然出现在先农坛体育场看台上。体育场内几万名观众掌声雷动、热烈欢呼，很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作为守门员，我也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我当时就一个想法，一定要竭尽全力，打出水平，坚决不输给对方！最后，我们终以2:2的战果圆满结束了比赛。
赛后，我累得气喘吁吁，正擦汗时，突然发现主客两队队员面向主席台一字排开。说时迟，那时快，我拔腿就往场中央跑去。当毛主席一双有力而温暖的大手与我的双手相握时，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直到现在，毛主席那句“守得好、守得好”的赞誉还时常回响在我的耳畔。
第二天各大报刊的头版头条都刊登了毛主席接见我们的照片。遗憾的是，由于出身不好的顾虑，我一直没有胆量开口向有关单位讨取和主席的合影。
30多年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次“运筹与健康”桥牌赛中，我与国家体委四司司长李葳搭档合作，比赛中，我们遇到了邓小平、丁关根。当丁关根介绍“刘国斌”的名字时，邓小平说：“哦，我知道，很好的守门员嘛！”
一张照片让我成“特嫌”与主席合影照迟到近半个世纪
2003年，我和中央电视台编导王京宏说起和苏联队比赛的事情。他告诉我，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可能存有那场比赛的电影胶片。我和王京宏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那盘胶片，并就地用手摇机播放。然而，当一盘胶片都放完了，都没找到我日思梦想的那个镜头，只能悻悻而归。
当天下午，京宏突然打来电话说：“刘老师，我们看胶片时心太急，放得太快了。后来，我又一格格地慢慢摇，里面果真有一段您和毛主席握手的镜头，还挺清楚的呢！”听了这话，我简直高兴坏了！我问他：“这老胶片能不能冲洗成照片并且放大呢？”问出这话时，连自己也没有底气。京宏只说了一句：“恐怕比较困难。”我当时想，算了，那盘胶片见证了我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就足够了……
2004年春节，京宏突然按响了我家的门铃，他急急忙忙递给我一个大红纸袋。我问他是什么，他神秘地一笑：“您自己看吧。”然后，转身匆匆而去。我有些犯糊涂，这会是什么呢？正在猜想时，老伴汪嫒香喜出望外地喊了出来：“哎呀，快看！你和毛主席的合影！”就这样，我家的客厅多了一样宝贝：1955年我和毛泽东的合影。每当客人问起这张照片的由来，我都会乐此不疲地讲起那段往事。
这一生，有两张重要的照片给我带来了巨大影响。一张是与毛主席的合影，另一张是我在苏联的留影。1960年，我所在的中国工人足球队出访苏联，与乌克兰一位州长合影。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968年，照片中的州长竟然被误认为是修正主义的头子赫鲁晓夫。由此，我被理所当然地扣上了“特嫌”的帽子。我被批斗、审查、隔离和抄家。事后证明，这个州长并不是赫鲁晓夫。我经常会想，如果毛主席接见的照片早来若干年，或许我在那个特殊时期的命运就不会这样了。
记得和爱人的第一顿饭现在我们遍游天下
我的老伴是中日混血儿，曾经就职于外国企业服务总公司。我们做事的风格很相像，一旦确定一个目标，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我们都曾在北京第二机床厂工会工作。1964年12月，一个从新疆军区文工团复员回京不久的小姑娘，突然走到我面前说：“如果没猜错的话，您一定就是那位远近闻名的足球教练吧？”自那以后，我们慢慢熟悉起来，而且相互有了好感。
一次，单位组织去看展览。展览的内容我已经忘记了，只记得那天我坐在门口的台阶上等着她。中午，我们一起去餐馆吃饭。那是我们在一起吃的第一顿饭。也是这顿饭，让老伴捉住了我的笑柄：因为疏忽大意，我竟然没带钱！那顿饭只能让她请客了。
虽然年龄相差近十岁，但我们还是恋爱了。下了班，我们经常沿着河边一边散步，一边往家走。她很爱听我讲故事。1967年8月1日，我们结婚了。结婚方式很简单，请亲戚们在家吃了顿便饭，给朋友、同事散发了些喜糖。
不幸的是，结婚9个月后，妻子怀有5个月身孕的时候，我被关进了隔离室。当我被放出来时，孩子已经半岁了。
如今，我们已经退休多年。女儿虽远居国外，但我们老两口生活得丰富而精彩。以前工作忙，两个人的时间总凑不到一块，现在可好了，我们达成了共识：趁着还能走得动，多出去转转。我们的足迹已经遍及欧洲、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等许多地方。没事时，我们还常常一起跳舞、唱歌、看话剧、打桥牌。
讲述人：刘国斌采写：胡晓华陈柱摄影：胡晓华陈柱
转自----北青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