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推荐]综合专贴“扬州三剑客”之一朱剑秋 纪实小说《鬼手百局你在哪里》《象棋鬼手百局》动态版100局
风云名手回顾之----“扬州三剑客”之一朱剑秋
朱剑秋，江苏省扬州市人，清宣统元年（1909年）出生，身高约1．65米，稍长的脸庞，待人谦和，但棋风却刚健泼辣，以敢于搏杀著称。朱虽于扬州成长，但成年后移居上海，并代表上海弈战，解放前夺得过“上海?南京埠际象棋比赛”第一名、“江南象棋比赛冠军”等名衔。解放后，又多次为上海队在全国团体赛中夺魁、得名次，他本人则得过全国赛第四名等，是建国后的第一批象棋大师之一。所以说，尽管朱剑秋成长于扬州，但丰硕成果结在上海。
青少年时，朱剑秋在扬州读过初级师范，当过小学教师。因有争雄棋国之心，在研究棋艺方面倾注了较多精力。
年幼时，就酷爱弈棋。民国初期扬州棋风较盛，朱一边读书，一边习弈；参加工作后，也是工作不忘弈棋，在一步步习艺研究中，棋艺逐渐提高，还形成了敢于搏杀、善于搏杀的风格特点。
大约到了20岁左右，朱剑秋的棋艺已渐趋成熟，在和当地的“哼哈二将”杨万源、朱锦堂交手时，已胜多负少。为了多方面测试棋力，以利外出访问，朱多次托人转请老名手王浩然对弈指导，但王一直未有回应。
1930年春节后，朱原想经王浩然指点后再外出的想法看来要落空，于是，他准备提前进军上海。然而就在朱行前，王浩然着人来找他。原来王浩然自封刀退出棋坛第一线后，对扬州的后起之秀仍十分关心，听说朱要去上海闯世界，就决定满足朱的要求，对弈一局，测测棋力。
据《朱剑秋倾慕王浩然》载：这盘棋共弈了三天，虽以和棋终局，但王浩然比较满意，对朱说，看你现在的水平，的确可以到外面去闯世界了。又问朱：下过这盘棋后是否嫌我太慢？当朱回答确有此感觉时，王说：慢有慢的好处，认真下一盘棋，漏着必然少了，比草率下十盘棋还要受益。何况，在耐心等待对方应手时，还可培养养气的功夫，是成为一流棋手不可缺的。听了这些教晦，朱剑秋茅塞顿开，在今后数十年征战中，每逢处于下风时，常自我调整情绪，鼓气再战，且仍敢于搏杀，共弈出好成绩来。朱自忖这是一盘最有意义的指导棋。
朱剑秋大弈饶子棋，以求生活的基本保证，好在他的棋风勇猛泼辣，行棋大刀阔斧，杀下手更是高人一等。但是，他知道要在大上海成名立业，必须弈顶手棋。为了较快的传名，最好的办法是找本地名手弈棋，因本地棋手大都属业余性质，且经济基础较好，若胜了他们，传名更快。为此，朱剑秋看准目标，一个一个地找来上海棋手的对局资料，研究他们的棋路，然后出其不意地约弈。大约经一两年时间，朱剑秋和上海的较多名手都较过艺，由于胜多负少，于是上海棋坛上慢慢传开了“扬州三刻客”的誉称。1932年，宁波举办“沪、宁埠际象棋比赛”，棋界推举朱剑秋、罗天扬、窦国柱为上海代表，对宁波的张观云、徐葆康、谢鸿元弈赛中，朱的对手是东南第一高手张观云，朱取得两战均和的好成绩。
1934年，常熟、昆山、苏州、镇江等几家报社联合举办象棋比赛，定名为“江南象棋比赛”，朱其时在镇江工作，即以镇江代表的资格，出席比赛，荣获第一。
作为一个有文化的名棋手，朱剑秋深知以棋为生的艰难。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朱约于三十年代中期找到一份工作，进推销公债的证券公司任职，过着亦工亦棋的生活，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公司迁往重庆。
抗日战争期间，朱剑秋是在大后方的重庆度过的。朱剑秋怎么会随着抗日战争而迁居后方的重庆呢？这要和“棋坛总司令”谢侠逊谈起。
三十年代前期，日本帝国主义一步步深入侵略我国。一些爱国人士、爱国学生激于义愤，纷纷起来宣传抗日，棋界也不例外。早在二十年代谢侠逊先生以“字形排局”刊诸书报，宣传抗击外侮，又以象棋义赛（表演）所得，捐作抗日。随着抗日形势的全面发展，募捐工作，更有所加强。朱曾多次和谢侠逊谈起参与宣传之事。后来，朱剑秋终于进了劝募公债部门工作。日本占领上海前，各机关均撤离上海，转往大后方，朱也随之去了重庆，在劝募公债委员会工作。
1939年，重庆举办全市象棋比赛，朱剑秋以“劝募公债委员会”职员的身份参赛，经过三天的角逐，夺得冠军。在渝期间，朱还常去重庆民教馆及茶馆弈棋，和当地名棋手交艺。还参加象棋表演赛，为活跃当地棋艺出力。
其时，国民政府为了加强公债推销工作，职能部门考虑以象棋艺术作为手段，去南洋向华侨宣传抗日，劝募和推销公债。派出人员既要棋艺高，又要有文化并会英语，经朱的要求，信托局初步考虑由朱剑秋及叶惠石两人同行。叶虽远在昆明，但同属中央信托局管辖，调来担任劝募工作不难。且叶当时是中央信托局的处长，口头英语很好。1940年底，谢侠逊自南洋劝募回国，经广州到了重庆，由中央信托局陈冠球电召叶惠石来重庆，陈、谢、叶、朱四人商议并确定：由谢、朱和叶再次去南洋，分二路，一路以谢、叶为主，另一路由朱来负责。正当一切就绪，准备出发之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了南洋诸国，于是，南下宣传并劝募公债之事停顿下来。
朱剑秋在重庆时，和谢侠逊作了多次棋艺交流，有一局棋由朱先行，以当头炮攻谢的屏风马，最后成和。另外，朱和谢在重庆对弈过多次，胜负相当。
五十年代前期，华东棋坛的人物结构和实力形势已起了较大的变化，“七省棋王”周德裕，于解放前夕去世；“扬州三剑客”中的另一剑窦国柱，因上了年纪而棋锋稍钝；早年活跃于棋坛的万启有、张锦荣、吴淞亭、邓春林或老或死；而朱剑秋正届壮年，棋力正旺。在上海的众多象棋擂台中，他和何顺安轮流主持大世界的棋坛，迎战各地棋手的挑战。对朱剑秋来说，在这段时间里，比较著名的有下列一些战绩：
一、代表华东，迎战华南队。1951年，杨官璘北上访艺，稍后，陈松顺也来到上海。于是经谢侠逊等人策划，组织了一次“华东、华南名棋手比赛”，虽然不是官方组织的棋队，但和历史上的“东南大战”一样，基本是众望所归的棋手代表本地区。华东方面由何顺安和朱剑秋应战。谢侠逊为此撰了一联，曰：“华东、华南争先半着，棋经棋诀各擅千秋。”
二、以华东棋界的一员，夺得过三角赛的第一。1955年9月，上海春风得意楼棋坛筹办“名手三角对抗赛”，外地的两位名手杨官璘和李义庭已经确定，但还需增一名本地名手。根据当时有“两虎”在上海，将从何顺安和朱剑秋中选取一人。多数人认为何比较稳健，但有“快金刚”之称的谢文俊力主朱剑秋登场，理由是朱敢于搏杀，颇受观众欢迎。主事人认为意见正确，就请来参赛，比赛结果杨、李不分胜负，而朱战平了杨，但胜了李，夺取第一。
三、和何顺安一起主持大世界象棋擂台，迎战各路英豪，为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和繁荣象棋事业作出贡献，并吸引了众多的外地名手来沪。
从1958年起朱多次参加全国比赛，取得好成绩。1960年在代表上海市参加全国象棋团体赛中，经过共同努力，上海队获团体冠军，为集体立了功，他个人获个人赛第四名。1982年被中国棋院授予象棋大师称号。在这个时期朱剑秋的棋艺水平趋于成熟。
由于生活的安定，朱剑秋不仅能专心弈棋，也有条件关心枰场角逐以外的棋事，并结出丰硕的成果。朱剑秋一生著有《象棋开局概要》、《象棋全盘战术》、《六冠军对局集》等著作。朱还为培养少年棋手成才做了许多工作，著名棋手、象棋大师林宏敏，就曾多次得到他的教益。
晚年时，朱的夫人已先他离开人世，女儿均不在身边。朱剑秋长期独居于上海中山北路，以棋为伴，性情淡泊且随和，闲来活动活动身体。长期以来身体健康，无痛无病，于1994年5月逝世于家中，享年85足岁，是棋手中的高寿者之一。棋友闻讯大多送来花圈，旧金山李树明还作了《悼朱剑秋》寄托哀思：
上海万安平先生有诗赞曰：
朱剑秋
阳刚泼辣战诸侯，
大摆擂台斗智谋。
鬼手百篇传后代，
扬剑剑客誉神州。
我为他打开了老虎窗。那窗用一根粗粗的麻绳拴住，往下一拉，开了，系到夹板墙上的一个大钉子上，就算是固定住了。关窗更简单：松开绳扣，啪地一下窗就弹回去了，全自动。
曾经住过后厢房的吴家母子，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是一个老板养着的外室。那老板偶而来看看，戴一顶铜盆帽，永不让人看清脸面，贼一样地进出，我们被父母告诉道是在外地做生意的吴家伯伯，即吴家小哥哥的爹爹。吴家小哥哥刚搬来时才满月，后来愈长愈可人，到五六岁时，秀秀气气地惹得一条弄堂的阿婆阿妈阿姨都爱他，他的口袋里爆米花就从来都是不断的。
朱伯伯一度也格外地疼他，因为他小小年纪居然还可以与他对上几奕，据他后来回忆说，这小子，下棋肯动脑筋，是个棋苗。于是，即便朱先生正在他的八仙桌上自己跟自己下棋——我现在明白那是在研究棋谱——我们都懂得这个时候是绝对不可以去烦他的，可是白白净净的吴小哥，却是可以进入他那夹板房并且站到八仙桌的一边的。
其时朱先生正与红娣阿姨同居着。红娣阿姨是在“大世界”里跳舞的舞女，与同在“大世界”谋生的棋手朱先生相识并一定是相爱了，于是就进入了我们山东路，永乐里，214号，三楼，夹板房。我记忆中的红梯阿姨漂亮极了，好像是一张很是饱满的鹅蛋脸，雪白雪白的，人长得很高，腰肢细细地，走路扭扭摆摆，蛇一般。红梯阿姨进驻本楼的时间好像不短。为写这篇文章我特意打电话向已迁居浦东新区高层大楼的我家老母谘询，老母很肯定地答复我道，四年，从解放前一年到解放后三年。关于弄堂生涯的记忆，老母总是很精确。
但吴家小哥哥很快就在弄堂里失宠了。原因盖在于他做了一件在阿婆阿妈阿姨们看来是大逆不道的事：他趴在朱先生家的夹板门下，从离地约有一指宽的缝隙里往里瞧，看到了红娣阿姨的“雪雪白的大屁股”。
看见就看见了罢，吴家哥哥还很激动和执着，一直趴到红娣阿姨开了门出来倒水。红娣阿姨出门见到了狗一样卧着的小子，曾经惊问，吴小哥则坦率地发表了感想：
“红娣阿姨的屁股雪雪白，介大，好看得不得了！”
听说朱先生倒并不太在意此事。
“小孩子嘛，懂什么？不就是说你好看么，算了！”
他对勃然大怒的红梯阿姨说过。
可是被赞赏过的红娣阿姨当时很冲动，还是找了吴妈告状，还是在楼下弄堂里的水龙头前公布了
或许她也没有料到，从此永乐里的每个人看见吴小哥都会忍俊不禁地笑，他口袋里的爆米花从此
不多久，吴家母子搬走了。
据说红娣阿姨后来很后海。
“我该听朱先生的。”她常说，“他总责怪我。”
三十余年后，公元一九六六年，吴小哥回来过一次。
朱剑秋届时刚沦为“牛鬼蛇神”，白天在就职的上海市体委象棋队接受批判，夜间则被里弄里的一个叫什么“炮司”的造反派组织命令“不许乱说乱动”，”倾叫随到”，隔三差五地戴了纸糊的高帽子到附近的几条弄堂里去游街挨斗。永乐里就是这个时候改名为“永斗里”的。我那时正在学校里等候毕业分配，某个星期天回家，在214号的门洞口见到了墨汁淋漓的大字报。我很认真地读，方知这位曾经担任过黄浦区的政协委员，因而一度备受全弄人敬重的朱先生，竟然曾经参加过国民党。在那个时候，光凭这，就够得上个标准了。
晚间，老母从锅里铲起四条煎好的小黄鱼，嘱我给隔壁的朱先生送去。
“他家来客人了。”她说，“记得吴家小哥吗？他后来读了哈尔滨的军校，后来在南京军区当了军官了，最近派到上海来做军宣队了。专门来看看老邻居老地方。”
“这个时候来……”我想起了门洞上的墨迹未干。
“人家才不在乎呢，”我妈说，“下午就来了，一直坐到现在。给朱先生说了政策了。说朱先生当年在“大世界”是集体报名加入国民党，老板作的主，不算什么大问题的……
谢天谢地，还好他来说一说，要不然，我看朱先生是要上吊的了。”
“怎么了，朱先生？”
“几天都没见他下棋，坐在房里像段呆木头……
那段时间所有的人都懂得政策就是生命。
我在朱先生的夹板房里看见了一个身材魁梧的军人。
他正在那张八仙桌上与朱先生对奕。
“你连走了三步错棋，”朱先生说，“我给你说说。”
一如既往地，正如他自从担当了少年宫的象棋指导教师之后，常把一些小棋迷带到他的夹板房内进行个别辅导一样，朱先生将棋子搓乱，有点象当下搓麻将似地，将棋局重新排开，然后回忆出刚才对奕过的那一局，一步一步地为那魁梧的军人讲解起来。
他有这样的特异记忆，可以将无论来去多少回合的棋路一步不差地重摆出来。
他都没有理会到我给他端来了什么。
一论棋，他会把什么都忘记。
那军人也只是抬起头，对我礼节性地笑了笑。
他当然也未必想得起我是谁。
我发现他依然白净，虽然身高马大。
《纪实小说》鬼手百局你在哪里？——
作者：王晓玉
在一条那样的弄堂里住久了，无论赵家钱家孙家李家，无论张三李四王五麻子，互相间都会知根知底到一片赤诚，谁都瞒不过谁去。
比如我们楼下的亚珍她娘，解放前做过“玻璃杯”，现在叫陪酒女，全弄堂都知道，后来得了子宫癌，大家都说就是那时落下的病根；比如那排石库门房里有个叫荷花的，小时候给卖到四马路“会乐里”的妓院里，因为长得太难看，所以只好做个端洗脚水倒马桶的丫头娘姨，结果到嫁进我们弄堂里来时，经丈夫验证，还是个正宗黄花闺女，正应了她名字里“出污泥而不染”的意思；比如说210号上上下下两层住的是印刷厂老板兄弟两家，老大家的娘子虽然漂亮，但娘家是徐家汇棚户区里的拉老虎塌车的，而老二娶的虽然有点跷脚，娘家却开绸布庄，带进来的嫁妆正好补全了夫家印刷厂多年的亏空，等于是救了全家老少，所以跷脚走进弄堂里眼睛总是望着天而且从来不跟任何邻居打招呼，一派凯旋的功臣模样。
也并不是容不下一点点秘密。有些秘密半露半掩。比如朱先生一入冬就穿上棉衣棉裤，很合身，很干净，松蓬蓬地让他好像胖了许多。到次年春末脱下，因为穿了一冬当然脏了显旧了，硬绑绑地如层壳般一直套到五一劳动节后才肯脱下，但自会有人为他拆洗重缝，次年他还是可以穿上松蓬蓬的。做这一切的，是已经另适他人的红娣阿姨。这秘密，老邻居我妈是清楚的。但是这洗过的重缝过的干净衣裤是什么时候送来的，那脏了的板结了的又是什么时候送过去的，秘密联络方式接头地点，那就谁也说不上来了。
大约是八十年代末，我依着常规回娘家去看看，不意间遇到了红娣阿姨。
她一见我进门就站起身走。
要不是老母说这就是红娣，我哪里还能认得出她来！
她根本就不高，充其量只是个中等身材。是老缩了还是当年从小孩子的眼里看出来的大人都是高个子，我不能确定。她而且不胖，甚至可以说有点黑瘦，让我们牢牢记住的“介大的雪雪白的屁股”不知是昨日黄花呢还是某种幻觉。我相信是前者。时光过去了四十年了，差不多是一世人生了。
老母指着桌上的一个小包裹说，她听说朱先生一直在写书，就是那本什么“鬼”的书，坐得痔疮都发作了，就特意做了几条内裤，细布，大裤档的，送来。事先没约好，朱先生由隔壁“黄牛”陪着，去医院看病了，没遇上，只好放我们家了。
老母接着笑谈道，真是一夜夫妻百日恩哪，她陪了小儿子和毛脚媳妇到上海来买结婚家俱，送东西给朱先生，是偷偷溜了出来的。
然后老母说，他们全家人，都不知道她以前的经历。前几年开放了，两个女儿在家里学跳交谊舞，跳得乱七八糟，她看得实在难过，就更正了她们几步，把两个女儿都看呆了，说是姆妈呀，你还有这么个水平呀，我们怎么从来也没有看出来呀……这个红娣啊，刚才跟我说起这些，笑得肚皮痛！
红娣阿姨嫁人后，朱先生的夹板房里，再没有进过女人。
朱师母当然来过。总是有事才到上海，比如两个女儿要嫁了，来买嫁妆。比如女儿的女儿生了病，到上海来开刀。事办完了就走。永乐里214号三层夹板房是朱师母的驻沪办事处。
朱师母病卒于“文革”期间，患的是糖尿病。医书教导我们说，那病通常是富贵病，发达社会的都市人吃得太好太多又动得太少就容易得。终生在贫寒和劳作中完成抚育两个女儿之天职的来师母何以会与糖尿病结缘，实在让人费解。
朱先生从此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鳏夫。
他的生命里，只剩下了棋。
《纪实小说》鬼手百局你在哪里？——
作者：王晓玉
朱剑秋的生活是有基本保障的。
他在市体委所属的象棋队里任职业棋手，每月领得到一份工资，好像总是在六七十元人民币之间罢。这个数额，在当时不算太低了，当时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属国家正式干部，出校门每月也才四十多元。朱先生总是十二万分地心满意足。他凭这份工资养活自己，养活不再当舞女的红娣阿姨，当然还要对扬州老家的妻女负责。他订报，订的是《解放日报》；订杂志，当然是象棋类的，好几种。他有许多书，基本上也都是棋谱之类，但我记得在他的床头边看到了《红楼梦》和《三国演》。他抽烟，最好的是“前门牌”，最差的是“劳动牌”，但晚年因不堪“老慢支”的折磨而戒去。偶而见他与棋友对饮，只是“加饭酒”而且，但见他饮后送客，一副怡然微醺状，便知他是已经到了称心如意的极乐世界了。
他住在他那间夹板房内直至终老。自来水要下得三层，到弄堂里去提；烧的是煤饼；用的是马桶，那种木制的圆桶，中间有两道铜箍的。他雇请弄堂里一个胖大妇人为他倒马桶，一个月几元钱的工资，那胖妇名叫“阿花”，虽是文盲，但却绝对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数十年如一日地尊称他为“朱先生”，即使是“文革”期间他因“国民党问题”挨了大字报也决不改口。
八十年代初，年过花甲的朱剑秋从市体委退休。之后数年，他仍在市区级少年宫作象棋指导，直至年老力衰难以挤公交车奔波而只能蜗居室内撰写书稿《鬼手百局》止。从五十年代算起，前后30年，带教过的学生不计其数。
动手写这篇短文的当天，公元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文汇报》的“体育新闻”版以头条位置刊登了一条消息，标题如下：
“全国象棋个人锦标赛在皖落幕
胡荣华第十四次获全国冠军”
新闻旁配有一则专评，标题是“奇迹”，文章有这样一段：
“想当年‘胡司令’从匕岁起就独步棋坛，扬我国粹，并创下‘十连霸’伟迹，可谓空前。其后楚河汉界上，群雄纷争，各路诸侯，竟登王座。但遍数纹抨风流，终无能出其右。”
现年五十五岁的胡荣华风流倜傥的彩照，足有四寸见方，赫然在此文之侧。
胡荣华幼时学棋，在少年宫，师从者，正是朱剑秋。
在我为这篇文章作再一次文字修改时，不知是不是因为冥冥之中真的还有着朱剑秋的在天之灵，我居然在公元二○○○年十二月二日的《新民晚报》上，读到了早已被茫茫人世泱泱世事遗落久矣的朱剑秋的名字。
那篇文章本是为再次夺冠的胡荣华而写的：
“1960年……当时称雄棋坛的都是40岁左右的中年棋士。像广东的杨官璘，湖北李义庭，黑龙江王嘉良，上海何顺安、朱剑秋等，他们一个个都盛名远扬，何尝把这个十五岁的娃娃（按，指胡）放在眼里。
弈至最后一轮，当时的形势是朱剑秋积13分，杨官璘、何顺安、胡荣华同积12分紧随其后，当日的北京日报体育版发表文章，说朱剑秋夺冠的希望是50％……最后的战况由于何顺安战胜了朱剑秋，杨、何、胡三人同分，胡荣华以小分领先而首次登上全国个人赛的宝座……从此开始了他棋坛霸主的伟业。”
我从胡荣华的辉煌的背后看到了朱剑秋所曾经拥有过的辉煌。
后厢房的吴家母子搬走之后，走马灯般换过好几家房客，但八十年代中期，正是朱剑秋开笔撰写他那本《鬼手百局》之际，来了“黄牛”一家，一住就是十余年，至今。
叫他“黄牛”的，是他的妻，一个很爽直的女工。她说他虽然不姓牛，也不属牛，可是生就了一副黄牛脾气，倔，憨，当然也蛮老实的，肯吃苦，所以从他们俩谈恋爱起，她就叫他“黄牛”了，要不是为了给新生的儿子起名报户口，真要想不起他到底是姓什么叫什么了。
这很符合我们那条弄堂的传统。弄堂里的许多人都有绰号，绰号会被很快接受和流传，大名却会永久隐退。绰号的起法多用了修辞格，其中又多为比喻，如西侧石库门群落里有一家广东人，因为其尖嘴猴腮的家族面相特征而统统被称为猢狲，猢狲老爹，猢狲阿婆，猢狲妈，猢狲娘舅，乃至男小猢狲，女小猢狲。还有一家，据我所知是因为那女主人正当怀孕期间搬入弄堂，其脸面的皮肤有两片妊娠斑，黑乎乎地色素沉着，竟从此就得了个“毛笋壳”的外号，一辈子养得再白都甩却不掉，连她后来生下的女儿也被叫成了‘小毛笋壳”。“黄牛”的绰号是很随大流的，
黄牛在一家运输公司当搬运工，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唯独爱跟人走几步棋，据说在厂工会组织的比赛里还得过第三或者第四名。
他知道朱剑秋在棋坛的地位，很仰慕，刚搬来时，斗胆要求与朱大师杀一盘。
朱剑秋让他车、马、炮、相、士共计五个子；厚厚一叠。
没几个回合，黄牛一方就被扫平，将死。
黄牛当时呆呆地看着自己被将死的“帅”，有五分钟没有动弹。
他从此对朱剑秋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不再要求坐到那八仙桌边与大师对奕。但大师家只要来了学生，或棋坛同好，而他又正好下班或厂休在家，那就一定闻声赶到，擦桌抹凳倒茶，然后立于一侧观战，一脸的舒心惬意享受模样。
当然不久他就知道了朱剑秋在写书，书名是天书一般的《鬼手百局》。
他用一个礼拜天修好了那张摇晃几下会变成菱形的方桌。
他又让他的妻做了一个塞满了棉花的布垫，搁到了害朱剑秋痔疮发作的硬木椅上去。
再不久，他每天早上为妻儿买早点时，就顺带着给朱老先生也端来了热腾腾的豆浆，还有一副大饼油菜，有时则是一团粢饭，里面放了肉松和榨菜末子的那种。
黄牛的妻在钱财问题很一丝不苟，但凡用在朱剑秋身上的帐，她都记在一本练习本上，到月底跟老先生结算。
但七十高龄的朱老先生毕竟再不必为一顿早饭而起早了。
朱剑秋的书稿日渐增厚，身体日渐老去。每年的棉袄棉裤虽有红娣阿姨如地下工作者般暗中供给保障，但生活起居巴日渐难以自理。九十年代初的某日，我回娘家时又趸入他那夹板楼，进门就闻到了一股酸臭，但见黄牛正在为他更换被褥。瘦骨嶙峋的他，被包裹在一条大棉被中，安置于他的八仙桌前的椅子上。见了我，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头天晚上，棋友邀请吃馆子，那鱼头汤，大油了，滑肠，于是就，嘿嘿，不过不是菌痢。
黄牛一面将一套沾着黄色斑迹的棉毛衫裤跟换下来的被套裹在一起，塞进大脚盘，一面说，不是的，鱼头汤哪里会吃得拉肚子？是昨天晚上写书写得太晚了，炉子早熄了，窗子又没关，着了凉了。
我翻了一下桌上的文稿。方方正正的字，清清楚楚地填在八开大的500字方格稿纸上。棋谱都是描画出来的，夹在文字说明中。他的文章我早就读过，用词措辞相当严谨精确，偶有文白相间，显出相当深厚的古文学养。纸角的页码，已近三百了。
快成了吗？我问他。
不不，这只是初稿，裹在被子里的他答道，还要好好校一遍，校一遍，出不得差错的，要不然，岂不在棋坛贻笑大方？
从那次全面换洗被窝开始，黄牛不但每天清早仍为他捎带热腾腾的早点，而且还包下了他的买米、买菜、买煤饼，乃至涮洗脏衣裤的一应杂务。
再过半年，《鬼手百局》眼看杀青，他的一位棋友带来了好消息说，有一家出版社可以考虑接纳此书。他兴冲冲赶去。途中，具体来说，是在刚刚迈出我们永乐里的弄堂口时，滑了一跤，腿骨骨折。黄牛背着他去医院上石膏、换药，仁济医院的护士们都以为这老头儿有幸养着了一个孝顺儿子。
令朱先生滑跌一跤的，是摆在弄堂口的一个水果摊。
到九十年代，摆个摊做点小生意已经不必担心负上“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一类的罪名的了。那“毛笋壳”的女儿嫁给了“男小猢狲”启，就在经过居委会的同意后，占下弄口之半壁江山，摆出了一个水果摊位。弄口本来并不宽敞，有了苹果桔子的香味后就少了走路的地方，兼之摊前总有点儿的果皮纸屑绳头，早已老得巍巍然的朱先生，挟了部分书稿加快了脚步，滑一跤绊一跤跌一跤的机率是极高的。他的确跌了。
老人最怕跌。这一跌，大伤了他的元气。
他完稿的时间大大推迟，错过了那次可能给他出书的机会。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于是终生都没能见到他的手稿化为铅字。
他的棋友，一个胜徐的先生，十数年前与他结识，住得挺远的，还是隔三差五秒到我们山东路，进水乐里，入214门洞，登木楼梯，到朱大师的夹板房里来跟他学棋会奕。他有时会带来一点好茶，云雾龙井碧螺春之类的，跟老友品茗论棋，或是由朱先生写着自己的书，他则在一旁边喝茶边读读朱先生订下的数种象棋类期刊。十数年下来，看多了朱剑秋敲半天棋盘才终于往文稿上写几个字的艰难过程，深知这本《鬼手百局》耗去了他多少生命。书稿一成，虽已五六十岁但还算正当壮年的他，就很积极地为朱先生跑腿打电话地，充当了联系出书事宜的经纪人。
无果。
出版界要考虑经济效益，《鬼手百局》不是畅销书。
出版社可以给你一个书号，让你自费出版，但你要拿钱来，以万论计。
朱先生每月工资仅数十。他去世后女儿清点其遗产，除一套棉衣裤尚新之外，箱夹中尽是旧衣烂袄。黄牛帮着从书架的一堆棋谱中挖出了一张存折，当然是他的养老钱，全部积蓄，共人民币两千余。徐先生像没头苍蝇般乱钻，一事无成。
朱老先生跟我妈说，晓玉在写小说了，她那篇《阿花》，我看过，好像是拿我和红娣做了模特的。
我妈忙说，你可别找她打官司，她又没把你们写成坏人。
我本来就不是坏人，他笑着说，我只是请你问问她，能不能帮我找个出版社，出这本《鬼手百局》。
他已经是病急乱投医了。
我保存着朱剑秋在公元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上旬的十天间写给我的三封信。
第一封信写于12月1日，在我到山东路他的夹板房取了书稿之后的月余，他写道：
“王晓玉同志：您好！10月27一别，转瞬已一月有余！拙稿‘象棋鬼手百局’承蒙热情帮助，深为钻感。……
我取稿时他刚大病一场，形容枯槁。患的虽只是感冒，但并发了肺炎，黄牛在仁济医院的急诊观察室里陪了他三天，才把他给救了回来。他的腿已经跤了，在那夹板房内移动时务必借助于手，扶着八仙桌，扶着椅，扶着夹板墙。我那天带去了一个外地出版界的朋友。朋友明白《鬼手百局》的价值，但他就职于文艺出版社，这样的书不在他们业务范围内，况且他还并不拥有决策权。更多是出于安慰，我还是带走了书稿。
书稿堆上了我的书桌，我像是终日面对着了他那双蒙着厚翳的双眼。我开始苦苦思谋出路。其时年轻的评论家朱大可还未去澳洲，听说此事，便为我介绍了一位他的朋友，姓衰的，是个棋迷，交游甚广的，说是可以代为操作自费出版，稿酬按当时的出版社稿酬标准，每千字三十元。
信息传到山东路，朱先生同意了，只是说，稿酬实在太低了些。
但因为是自费出版，先期投资巨大，大可传过话来说，即便是这个太低了的稿费，也不能不分期付出，出书之前先给一部分，待书成后，再将余数结清。
我把信息再通过朱先生的经纪人递过去，于是就接到了他的第二封信：
“王晓玉同志：您好！
为拙稿事，屡承枉驾操心，甚感不安，谨再次表示谢忱。此事本届一次性解决，所以我将稿酬提低……目前这样分期付款法，你要我考虑后托徐同志（按，即那位经纪人）电告，昨日徐曾两次通电未能与你直接联系上，是令堂大人接话。今特专函再次奉告，仍希望一次性解决。加之我风烛残年，不堪百事羁身，请原谅。如对方不同意，请即将原稿掷还，毋任感盼！
此事不论成否，盛情客当面谢。
祝你万事如意！
朱剑秋敬启
第三封信就是在我交涉未果送还书稿后给我的一张收条了。
我平生仅为此而痛悔我没有当上出版社社长。
他的《鬼手百局》终于没有出版。
他去世时旁无亲人。黄牛上班去了。黄牛是个好职工，在运输场里吃苦耐劳，是有名的老黄牛。黄牛是个好邻居，但邻居毕竟只是个邻居，后厢房与夹板房之间的那层夹板是拆不了的。后来黄牛总是对朱老先生大白天里死在床上心怀愧疚，他说，其实他这几天一直有点不舒服的，我早就应该把他送到仁济医院里去的。他的妻说，黄牛真的好几次都想送朱先生去医院，可是他说，医药费报销起来实在太麻烦，每次总要害得黄牛跑好几次，还是自己买点药吃算了，没想到就这么去了。他的女儿们从扬州赶来，默默地在夹板房里收拾了几天，到火葬场参加了由市体委出面主持的追悼会后的当天，就返回老家去
这一切，都是后来黄牛告诉我的。
我问黄牛，那么，那本书呢？《鬼手百局》。
黄牛说他不知道，而且说，这一年里，朱先生大病小病不断，好像也没再多提起过这本书，他的八仙桌上，似乎也没再见到那些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