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人民文化宫 曾是首都棋艺活动的摇篮
天安门旁的太庙，建成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祖的宗庙，占地14万平方米，是紫禁城重要的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经周恩来总理提议，政务院批准，太庙被开辟为“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毛泽东主席亲笔书写了匾额，从此，这里就成了首都职工的学校和乐园，培养了许多各行各业的专家和骨干，而从1953年开始，这里更成为北京主要的棋类活动场所之一，时间持续了12年之久，直至“文革”开始……
据《北京志》记载，董齐亮与张雄飞、张德魁、侯玉山、谢小然、杨长生、徐家亮、刘文哲、宋景岱(以上为象棋)、过惕生、金亚贤、崔云趾、张福四(以上为围棋)等人都是文化宫棋类活动的骨干，经常参加活动的有三四十人，从1953年到1965年，共开展棋艺活动1487次，参加者391172人次，造就了一批出色棋手，引起国家领导人陈毅、贺龙的关注。1960年6月28日，陈毅和贺龙在北京饭店接见中日棋手，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一位副主任率领棋艺组参加，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大的荣誉。
劳动人民文化宫棋艺组的活动经过报道，引起外地一些棋类组织的注意，他们邀请棋艺组到他们那里比赛、交流，文化宫象棋手组队到天津、唐山、石家庄、沈阳、哈尔滨等地出访，由于他们棋艺一流(战胜过沈阳一流棋手、后来成为象棋大师的孟立国)，又注重棋风，所以所到之处备受欢迎，让外省同行了解了首都职工的精神风貌，产生了广泛影响。
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棋类活动在北京市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据记载，在1960年的全国棋类锦标赛参赛棋手中，北京代表团的7人里有5人是文化宫棋艺组组员；在1962年北京市体委主办的中国象棋等级赛中有412名棋手参加，而这412名棋手中有275名是文化宫棋艺组组员，占66.7%；在这次比赛中获得特级棋手级别的48人中，有32人是文化宫棋艺组组员，占66%，在8名甲级棋手中，有5人是文化宫棋艺组组员，占66.2%，从这组数字中，人们可以看出劳动人民文化宫棋类活动在五六十年代的火爆与辉煌。
然而，1966年，“文革”开始后，劳动人民文化宫包括棋类在内的一切文体活动全部停止，只有8个“样板戏”响彻在红墙内外，作为国粹的围棋、象棋一夜之间消失得干干净净，无寻觅处。
中国棋艺复苏
从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始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国的棋艺复苏是从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始的。
从1968年开始，“五?七干校”席卷中国。1970年，在纺织工业部供职的董老与许多老干部一起被下放到干校劳动。董老所在干校在湖北宜昌，条件虽然比较艰苦，但环境相对比较宽松。董老有许多爱好，唱京戏、打乒乓球，打桥牌，但最让他放不下的还是象棋。当时，象棋、围棋、国际象棋被认为是“四旧”，是““封、资、修”的产物，是地主老财、资产阶级的玩物，在公开场合没人敢触动它们。董老认为棋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前人留下的优秀文化遗产，不但不应该划归在“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之列，反而应该加以提倡，使其发挥利于人类思维、丰富社会生活的作用。
基于这样的想法，1972年，董老工作之余，找到了当时能找到的与棋有关的书籍与资料，从中摘抄出了马克思、列宁等人下棋的故事及其对棋的论述，和当时的中央领导特别是周恩来、董必武是怎样下棋的，解放区举行过怎样的象棋比赛，谁是冠军，谁是亚军，谁的影响大，谁的棋力好，等等，他把这些东西整理成文字资料，油印成文，编辑成册，分发给周围的“革命同志”、有关单位。这本册子的特点是利用“利用革命领袖为棋艺翻案”，棋几乎成为无产阶级“枪杆子”、“笔杆子”之外的第三种武器。
这本领袖与棋的册子问世之后马上有了回音，一个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文化宫的负责人找上门来，说这本册子非常好，他们可以印刷、出版它。在董老的帮助下，小册子很快就印刷成书，印了1000余本，他们送给了董老一些。这个版本比较正规，董老说：“早些年我手上有好几本，这个版本现在还应该找得到。”
另一个回音来自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文化宫的一位副主任接到董老寄来的册子之后，拿给“军代表”看，他们看有那么多“红色人物”喜爱棋，就统一了认识，认为棋不是“四旧”，是可以下的，是可以进行表演的。那位副主任从“军代表”处领了任务，给董老写信，请董老给“上面”写一个报告，要求恢复文化宫的棋艺活动。董老回信说，因为文化宫要恢复棋艺活动，所以这个报告得你们写，我可以支持你们。于是，文化宫就打了一个非常革命化的请求棋艺活动的报告，送上去之后，报告很快被批准。
当时据传，周恩来总理对恢复棋类活动作有具体指示，这些“指示”在棋迷中迅速传播，使总理的“亲民”形象进一步强化，记者揣测1976年周恩来总理去世时，顶寒风去天安门吊唁的万千民众中必有为数不少的棋迷。
从1972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上下还在大搞“阶级斗争”、处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在首都北京，在紧挨着被誉为“祖国心脏”天安门的旁边，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红墙之内，在森森宫殿外，在参天古松下，来自北京各处的已经经历了一场特大劫难的下棋人再次聚集，重拾扔了六七年的棋艺。何连生，这位曾任云南象棋队教练的象棋大师对记者说，1973年时，他已在云南西双版纳插队数年，西双版纳经济落后，消息闭塞，那年是他人生最艰难的时候，这时他接到北京棋友的来信，告诉他北京已经恢复棋类活动，不久还要搞全国赛。何连生备受鼓舞，从此换个人儿一般，重拾旧艺，四下练棋，以至后来以棋扬名，吃上了棋饭。此番棋艺复苏，相信受益者不止何连生一人。
棋界元老刘国斌讲述1973年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一次棋赛时说：“文化宫劳动剧场能容5000人，那次比赛下棋的、看棋的把剧场挤得满满的，另外还有5000多人聚在剧场外，等剧场里面的消息，议论里面的比赛……”
197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游园活动中，破天荒地举办了象棋表演赛，由著名棋艺家徐家亮担当裁判，由北京著名棋手臧如意对傅光明，挂大棋盘公开表演，有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到场观看。反映这一场景的电影纪录片在全国放映之后，引起强烈反响，对于全国棋迷、棋艺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个信号，表明中央已经允许棋艺活动公开登台亮相了！于是，上海、广州、武汉、成都等地相继举办棋赛，许多地方招回旧将，重建棋队，大张旗鼓地开展棋艺活动。
1974年夏天，自“文革”以来停顿了7年的全国棋类比赛在四川成都举行，比赛历时一个月，在全国产生了深刻影响，标志着棋类活动正式登上了全国大舞台。
谈及这段往事，董老说：“我编写的那本册子(在1974年棋艺复苏中)起了一些作用，做了一点儿力所能及的工作……”当时的中国，活跃在文体领域的只有8个样板戏，人民精神生活的单一化已经到了极点，急需其它文体种类、形式来滋润、调节，棋类此时被推上前台可谓应运而来，大概基于此，董老随后说：“这里面不是我个人的作用问题，而是时代需要的问题。”
时光荏苒，世事沧桑，十年“文革”已经成为遥远的往事，如今的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已是子敛枰收，棋踪难觅，但她的历史作用永远烨烨生辉，特别是在百业凋敝、百姓无聊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率先倡弈兴棋，其历史地位与其地理位置一样突出、耀眼，永难磨灭。
那时那里是棋迷的劳动人民文化宫，是董老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全文完)
